“素颜该死”?在今天,女性做自己仍然很艰难
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新京报书评周刊 Author 郭佳
“你是不是生病了?”在韩国,不化妆的女性会得到这样一句“关心”。
在“外貌至上主义”影响之下,韩国女性几乎不会素颜出门。“连扫地大妈都比我讲究。”初到韩国的留学生发出这样的感慨。韩国女性从小学就开始化妆,中学女生下课后为了补妆会扎堆往卫生间跑……
不化妆,就是不礼貌,韩国女性已经接纳了这条准则,直到一群女生开始砸烂化妆品,将长发剪成蘑菇头,戴上框架眼镜,以素颜示人。这就是从去年年底开始在网络上流行的韩国“脱掉束身衣”(#escapethecorse)行动,我们可以理解为“素颜运动”。
“素颜运动”反映了困扰世界各地的“外貌焦虑”,在娱乐产业发达和父权文化统摄下的韩国,精致的外形要求,成为女性逃脱不掉的“束身衣”。在“精致的外表是礼貌还是压迫”、“化妆是取悦自己还是迎合他人”的矛盾话语之间,约束我们的“束身衣”,到底拥有怎样一副面孔?
撰文 | 郭佳
(悉尼大学性别与文化研究博士研究生)
01
拜物教“监狱”
逃离被定义的“美”
图片来自《卫报》
我们无法想象韩国女性为了化妆,会付出多大的时间成本:早上要牺牲睡眠时间用两个小时来化妆、卷头发、熨衣服,坐月子期间身体再累也要决心涂粉底液,家庭主妇即使不出门也要每天化全妆……
脱离韩国社会,脱离它所隶属的东亚文化环境,过度美妆背后所隐藏的外貌焦虑,早已经成为了世界级的普遍现象。美妆产品、低龄化的美妆博主、节食与整形手术,在西方国家同样风靡。然而区别或许在于,当多元化审美已成趋势,韩国女性的妆容,似乎都出自同一个模板。
韩国小姐“撞脸”
“爱美之心,人皆有之”,美丽精致的外表,代表的是一种社会文化资本,追求美丽,是人之常情。然而在高度媒介化的当代社会,符号化的“美丽”正逐步侵占我们的审美旨趣。社交媒体上大量图片、广告、短视频、直播、修图软件、迅速“造星”的娱乐产业……在一定程度上,视觉主导的媒介异化了“美”,“美”成为一种标签,一种符号,一种没有意义的象征。大众对于女性审美的单一化已经被广泛讨论,“白、瘦、幼”似乎正在主宰着很多人的审美标准,流水线化的泛娱产业中越来越相似的面容,这不是在制造虚假的个性,而是在抹杀个性。我们就生活在这个中介化的世界之中,我们的注意力难免会被景观所吸引,也难免会陷入符号与象征之中。
《景观社会》
(法)居伊·德波 著
张新木 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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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《景观社会》中居伊·德波阐释了当代消费文化审美语境中新的拜物教:景观。景观社会“偏爱图像而不信实物,偏爱复制本而忽视原稿,偏爱表现而不顾现实,喜欢表象甚于存在”。而当代审美景观的建立,与“消费主义”脱离不了干系。正如美国作家苏珊·法露迪所说:
“消费主义文化扭曲了女性主义的概念,女性的经济独立变成以购买力为标准,女性主义倡导的自我决定被‘追求最完美的自己’所裹挟……”——苏珊·法露迪《反挫:谁与女人为敌》
追求外表的美丽没有任何过错,热衷于美妆和时尚,无论是为了取悦自己还是为了在他人心中塑造美好的形象,其实都无可非议。然而被消费主义和媒介化的景观所裹挟的“美”,还存在多少真正的意义?
而被消费定义的“美”,对于女性和男性来说,都是一座“监狱”。
02
全景监狱中的微观权力
谁在禁止我们素颜出门?
全景监狱
同处于“审美监狱”之中,韩国女性似乎受着更多的束缚。除了审美单一的限制之外,她们几乎失去了“不化妆”的自由。
在网络上引发讨论的《不化妆,是韩国女生的一场越狱》一文,写尽了韩国女性的不自由——22岁砸烂化妆品的金智妍,此前每天要花两个小时化妆,化妆前要完成12道护肤工序;12岁开始磨练化妆技术的车志元,每个月要花10万韩元(600元人民币)购买化妆品……最能体现韩国社会对女性束缚的例子,非韩国美妆博主Lina bae莫属。
幼时经历手术和药物治疗后,Lina bae身体迅速发胖,她开始像其他韩国女生一样,用美妆来改变自己的外形。然而不管化妆没化妆,恶意永远紧随其身后,尤其当Lina bae决定放弃美妆、以真实面目示人,恶毒的网友,向她发出了“死亡警告”——
“你的眼睛不对称。”
“肥婆化什么妆?”
“我要长成你这样,我就去自杀。”
“我要找到你,然后杀了你。”
韩国美妆博主Lina bae在网络上发布卸妆视频:“我不漂亮,但没关系。”
在“美颜即正义”的时代,“正义”的网友发出了“正义”的呼声,将一切与大众审美相悖的真实,踩在脚底。我们不禁想要发问,到底是谁,赋予了他们“杀人”的权力?
站在网友背后的审美权威手中的权力,不是国王的神赋之权,也不是通过契约建立的行政权力,它来自于约定俗成,来自于妈妈和长辈的言传身教,来自于同辈的互相攀比。在这套规则面前,人们既是“运动员”又是“裁判员”,更重要的是,人们还在监督着自己。女性化妆,无论如何进行解读,都在这种氛围之中,完成了对自我的规训。
这是一种福柯所说的“微观权力”,它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一张权力网络,束缚了我们每一个人。
《权力的形式:从马基雅维利到福柯的政治哲学研究 》
在“微观权力”的作用之下,我们被束缚于边沁所描绘的“全景敞视监狱(Panopticon)”。因怀疑自己被监视,而时常监视自己。全景监狱被用于改造犯人、禁闭疯人、监督工人、强制懒惰者劳动……而如今,它被社会用来给女性穿上“束身衣”。
是谁禁止我们素颜出门?是规则背后的话语权力,是传统秩序中对女性严格要求的“理所应当”。在这种环境下,戴眼镜出门,都要面对巨大的社会压力。
《规训与惩罚》
03
“今天我素颜”
一场福柯式的反叛
福柯
苛求个体去做出改变,而不反思社会与文化的结构性问题,往往是不公平也是不明智的。但是,“脱掉束身衣”的韩国女生们,还是用个体的行动完成了一场“福柯式的反抗”——脱离束缚,重归自我。虽然“潮水的方向没有改变”,但是她们“激起了些许浪花”。
砸碎的粉饼,既是发泄的产物,也是自由的宣言,吹响了“革命”的号角。它不是传统“革命”的“你死我活”,而更像一种博弈与协商,去调整和修补不合理的权力关系。
新闻主播林贤珠在镜头前戴上了眼镜,虽然收到了观众成堆的投诉,但也受到了职业女性的鼓励;车至元(音译)剪短头发后,妈妈笑她:“你看,我现在有了一个儿子。”(参考《不化妆,是韩国女生的一场越狱》一文)就像中国的女性这不能做那不能做,韩国女性也有着与性别捆绑的行为准则,她们被社会文化驯服,强制以一种符合规范的方式行动,而当规范被打破,传统的权力结构受到了嘲弄和挑衅。
性别是一种麻烦,唯有将决定权握在自己手中,唯有每个女性都可以自由成为甜美女生或蘑菇头假小子,性别才能免去“麻烦”。
《性别麻烦:女性主义与身份的颠覆》
之所以说这场对权力的挑衅是一场福柯式的反叛,在于它暗合了福柯晚年致力构建的伦理意义上自我关怀的“自我技术”。
“个体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,或者他人的帮助,进行一系列对他们自身的身体及灵魂、思想、行为、存在方式的操控,以此达成自我的转变,以求获得某种幸福、纯洁、智慧、完美或不朽的状态。”——福柯
“脱掉束身衣”、被妈妈笑称为儿子的车至元感慨:“我好像重生了……人每天的精力只有这么多,过去,我把这些时间用来担心自己是否漂亮,而现在,我可以用来看书或者锻炼身体。”这是对于福柯的自我技术的最好的注释。
《自我技术》
或许福柯式的微观抵抗难以改变结构性的问题,自我关怀的自我技术可能会被解读为“犬儒主义”,日常生活的情景化抵抗带着浓厚的乌托邦色彩,但是,“主动摘掉眼罩”远比“视而不见”更加可贵。
巨幅的化妆品广告仍然闪亮在首尔的街头,屏幕上仍然有许多相似的美丽脸庞,下一个节日仍然是购物节,然而,那些“脱掉束身衣”的女孩,依然值得拥有最浪漫的赞美。
本文转载自“新京报书评周刊”,作者:郭佳;编辑:榕小崧;校对:翟永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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